<
家国春秋

许纪霖:做一流学问要有家法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4-15 13:37

  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曦)所谓知识分子,长相气质当如许纪霖。传闻陈丹青见到他,说: 你长得真像演员陈道明。 这位沪上名家笑答: 是他长得比较像我。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许纪霖以一系列知识分子个案研究走红学界。这些文章打破了学院和公众的壁垒,受到许多普通读者的喜爱。微信公众号 腾讯大家 曾发表他的一篇写郭沫若的文章,一天之内阅读量达到 10 万 +。

  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

  许纪霖常说,他做历史研究是野路子,没有家法。他慢慢意识到,做研究一定要接上一个伟大的传统, 否则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有限 。大概在 90 年代后期,他从史华兹、张灏那里,寻到了 家法 。

  许纪霖研究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宿命。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家族里面最有名的人物是杜亚泉。

  杜亚泉在清末民初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后来又做《东方杂志》主编,就把家族的人都带出来。杜亚泉之外,许纪霖的祖父、曾外祖父,都在商务编译所做编辑。许纪霖的父亲抗战时考入西南联大,后来从清华毕业,虽然父亲去世很早,但家里一直有读书的氛围。

  当时许家住在山阴路的新村,与鲁迅是邻居。鲁迅住 9 号,许家住 3 号,当然不是同一个年代。住在山阴路,特别是新村的,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许纪霖读中学时,还是按照居住地来分班的,班上同学都住得比较近,成绩又好,即使在时依然保持了非常浓郁的读书氛围。

  我觉得我最早的现代性的启蒙,是在中学里传看,就是‘’前出的欧洲经典作品,特别是 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我的近视眼就是那时看出来的。比如说《安娜 · 卡列尼娜》传到我手里,只能看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还,只能通宵看书。

  中学毕业后,许纪霖下乡三年,利用管理农场图书馆的便利,读了不少苏联 解冻 以后的文学作品,比如苏联的《你到底要什么》,南斯拉夫的《新阶级》等。这也是一段很重要的启蒙前史。

  因为读书多,底子好,1977 年,许纪霖很顺利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不过他始终认为,大学赋予他的是思想和头脑,他的心灵,是在中学时就已经奠定的。

  大学毕业后,许纪霖留校当老师,研究中国党派史。但他对党派组织的兴趣不是很大,真正吸引他的倒是党派内的知识分子,所以就从个案做起,关心一个一个人。

  这些文章都是从心态人格角度做研究的。当时心理学很热,许纪霖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等心理学研究方法,运用到知识分子研究中,开创了独特的 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 。不过后来,他对心理学不满意,觉得它太浅,人的丰富心灵,不是 科学的 心理学所能解释,要从哲学和宗教的层面,才能真正理解人的心灵世界的复杂性和深度。

  2000 年以后,许纪霖尝试将知识分子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一个新的论域:知识分子社会史。

  我在十年代做知识分子研究,后来社会上出现了知识分子热,一批独立研究者做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研究,资料也做得很细,但从整体而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里没有太大开拓。于是我就带着学生试图开辟新领域。

  当时海外中国研究方面著作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它们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也启发了国内的历史研究。1996 年萧邦奇的《血路》出版,他以 20 世纪早期的中国变迁为背景,通过描写浙江精英沈定一在三个不同场域——家乡、省城杭州和上海的活动,将空间视角带入历史分析中,剖析他由此形成的复杂个人身份和社会网络。许纪霖就想能不能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做知识分子研究。后来,他和学生一起写了一本《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许纪霖一向称自己做学问是 野路子 ,看似博采众长,却没有家法。他慢慢意识到,做研究一定要接上一个伟大的传统, 否则你再聪明,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有限 。

  他时常提及,在为人为学的道路上,有三位老先生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一位是史学大家陈旭麓先生,一位曾是上海文化界的领军人物王元化先生,还有一位是中研院院士张灏先生。前两位给他精神上的指引,后一位教给了他方法。

  大概在 1994 年,许纪霖读到张灏的《幽暗意识与传统》,一见倾心,刺激起他做思想史的心思。1999 年,他去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一年,有机会和张灝有比较密切的交往。

  张灏是哈佛大学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师史华兹的学生,从张灏那里,许纪霖找到一种心有戚戚焉的研究范式,他称之为 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

  它不是做简单的考据,它注重的是以某个问题为中心,围绕、回应这一问题来展开思路,这就是从史华兹到张灝的学术传统,包括林毓生先生,也在这个传统里面。我现在做研究,包括带学生,都是自觉接上这个传统。

  研究知识分子可以有两条理路,一条是内在理路,研究他的思想,另外一条理路是外在理路,研究知识分子和时代的关系。过去一讲到时代背景,一定指背景,事实上,我们更关心的是,他家庭出身是什么,他在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他少儿经历是怎么样的,他接受了什么样的知识教育,他进入知识圈以后,怎么形成自己的交往网络,这种交往网络除了大家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以外,是否还有非的生活,比如他们的共同趣味,这些都是过去很少研究的,但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这个东西。

  许纪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在一个似乎到处都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不给自己限定时间。 心态很从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不着急,用林毓生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许纪霖:80 年代初,翻译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关于西方的中国研究,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应该是最早进来的。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一出版,打开了海外中国研究的第一扇窗。当时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教条化倾向很严重,还是谈 三次 。从《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一种新的理论,叫 现代化研究 。这对我们可以说是大开眼界。1990 年,我邀集了清华的孙立平,南大的朱庆葆,的杨念群等十来个朋友,用现代化叙事模式重写中国近代史,命名为《中国现代化史》,实际上是受这本书的启发。

  许纪霖:我带研究生 20 多年,大量的阅读书目是在这套丛书里。我借研究生的课堂,和学生们一起精读过很多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卜正民的《为权力祈祷》,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等等,通过阅读这些书,来了解它的问题意识,体会它的方。

  许纪霖:可以说,美国和欧洲学者在中国研究领域,他们的学术水准未必是最高的。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有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比如萧邦奇的《血路》,它未必是一流的研究,但视角非常的新颖。他是通过三个圈,先写他的家乡,然后到杭州省城,再到上海这个更大的圈,从空间展示上,三个同心圆组成他的一个活动空间,这个结构安排特别美。

  美国的中国研究,它不断受到其他领域研究的挑战和刺激,所以不断有一些新的方法和角度,然后运用到中国研究,所以往往就觉得特别新。虽然从扎实的角度而言,中国学者不比他们差。

  许纪霖:从我个人来说,我最初做思想史和近现代史研究缺乏家法。后来通过阅读,我就特别喜欢哈佛研究中国的方法,我把它称为 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围绕问题来做研究,而不是做简单的考据。所以我现在的研究,包括带学生,比较自觉地接上这个传统,就是我称为 从史华兹到张灏 这个传统来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