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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春秋

学者:“女祸”观念应产生于西周末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4-10 05:37

  “女祸”一词,始载于《新唐书·睿宗玄宗本纪》:“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虽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可见,“女祸”主要是指女子因受宠信或干政致使、国家衰亡。“女祸”一词虽始见于中古,但其观念的源流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商,在牧野誓师时言及商纣王罪状,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学者多据此认为“女祸”思想产生于西周初期,但《牧誓》成书年代为战国时期,其对周初史实的记载难免存在时代的局限,因而在武王灭商时周人是否已有限制妇人干政的思想,还有待商榷。西周时期,由于“家国同构”的组织形式与夫妇二位一体性别观念的发展,周人非常重视嫡妻在中的作用,“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诗经·大雅·思齐》),可见嫡妻在邦家中的地位,甚至高于兄弟。由金文资料来看,诸位王后在领域均具有合法的权威,如康王之后王姜安抚诸侯、宴享史官、参与南征的准备工作,协助周王处理政事,在周王朝权力系统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其影响涉及康、昭二世;穆王后王俎姜因军功赏赐作战诸侯;恭王后支配内史赏赐臣属财物等,涉政的诸后均以周王辅助者的姿态出现,作为周王的得力助手,承担着重要的功能。由此可见,西周早中期,似并未产生“女祸”观念。

  那么“女祸论”究竟肇始于何时?窃以为,“女祸”观念应产生于西周末期。此时王室衰微,犬戎入侵,周人把西周灭亡归因于幽王黜申后而宠褒姒,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女祸论”始现。《诗经·小雅·正月》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朱熹《诗集传》曰:“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灭之,盖伤之也。时宗周未灭,以褒姒淫妒谗谄而王惑之,知其必灭周也。”这首乐歌把西周灭亡归因于幽王黜申后而宠褒姒。从西周末期始至春秋时期,“女祸论”、“禁止妇人干政”的言论越来越多,《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朱熹《诗集传》曰:“言男子正乎位外,为国家之主,故有知则能立国。妇人以无非无仪为善,无所事哲,哲则适以覆国而已。”甚而有之,把夏、商、西周的原因皆归于妇人,《国语·晋语》载晋人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这是说,夏、商、西周三代的灭亡都是因国王宠信妇人、妇人干政所致。

  春秋时期,“女祸论”、“禁止妇人干政”的观念不断发展,甚至成为诸侯盟会的信条,《谷梁传》僖公九年云,“葵丘之盟,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此时期,“女祸论”的不断发展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首先,春秋前期,夫妇二位一体的性别观念与“家国同构”的组织形式仍是贵族妇女参政的法理来源,但她们对的参与有时不可避免会打破权力的平衡,使一个家族或实体内部,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其次,由于嫡庶制与宗法制衰落,贵族家族中妇女与其子往往组成利益集团,争夺继承权,由此不可避免地祸起萧墙,如骊姬乱晋、穆姜祸鲁。再次,由于外交婚姻中,贵族妇女特殊的身份,对母国利益的维护往往会损害夫国的利益,造成父权与夫权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女祸”观念的影响逐渐加大,并越来越为时人所接受。

  战国时期,贵族向官僚转变,君主集权制度建立,新兴的官僚体制结束了君主任命家族成员管理的情况,贵族妇女作为统治者之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合法身份不复存在,她们在新兴的官僚体系中亦并未取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女祸论”、“禁止妇人干政”的思想被进一步强化。《管子·君臣上》曰:“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妇人嬖宠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权,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管子认为妇人干政,与权臣勾结不可避免地会危害君主的地位,因而应“妇言不及宫中之事”。《韩非子·亡徵》亦指出女子干预政事直接导致国家的灭亡,“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由此,君主对待后妃的态度应该“明君之于内也,娱其色而不行其谒,不使私请”(《韩非子·八奸》),即把后妃作为性欲工具,而不接受她们对政事的干预。这些思想对抑制妇女的权力、削弱妇女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以降,虽然贵族妇女参政的现象仍不断出现,有时女性贵族甚至拥有较大的权力,如汉初吕后临朝摄政、唐代则天独尊女皇,但在男性君主体制与“女祸论”的支配下,她们在领域中不再具有合法权威,吕后虽权倾一时,“置鸩齐悼、残彘戚姬”(《史记·吕太后本纪》),积极扶植吕氏势力,但在她死后诸吕很快被平定;武则天虽称制改元,敢于挑战男性皇权,但晚年亦经不住朝臣压力,不得不改变立其侄武承嗣为皇位继承人的初衷,而复立其子卢陵王李显为皇太子。可见她们的参政大多属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是君主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有限性矛盾的产物,当历史条件发生改变,男性贵族具备从政能力后,女性贵族就不得不交出自己的权力,退出短暂的历史舞台。

  综而述之,西周初期可能尚未有“女祸”的思想观念,“牝鸡之晨”应为战国时人的看法,“女祸论”概产生于西周末期,历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强化,秦汉以降,涉政的女性贵族虽不断活跃于历史舞台,但她们在领域中已不再具有合法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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