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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春秋

闲话录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3-05 12:30

  夏尔吕:接受了人家的概念也就接受了人家的理论,现在我们说话都用的西方概念。所以现在中国是漩涡的边缘。古代世界谁统治中原地带,这里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发源地,谁才能称天子,称了天子,才能有最大合法性,所以中原一带成了旋涡中心。自从中国成了列国中的一国,也就不可能有天子了,只有统治了天下,至少是名义上的统治,才能称天子。没有天子,也就没有对周边小国的那种吸引力了。中国古代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家族有祠堂,国家有宗庙,生产精神价值体系。最重要的宪法是孝道,孝道投映到国家层面就是忠君思想,投映到天下层面就有朝贡体系,投映到经济领域有师徒关系。朝代变化,这种结构一直没变化,但近代以来完全不同了,所以说中华文明现在已经消亡了,至少是隐匿了。

  崔舟平:可以从三方面说。一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孔子开始,就认为中华文化亡了,孔子的梦想就是克己复礼,恢复三代,如果按现在的话讲就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然后历代鸿儒都致力于这一理想。最近读古代文论这种印象尤为深刻,古代文论两千年就一个主题,古今之争,一直到五四运动,彻底被西方打趴,即便趴下了还是有一小群学者在给国粹争取地位,就是学衡派,以柳诒徵为代表。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就是这个意思,八代之衰,这种态度跟如今我们看现实社会是一样的,中华文明从先秦两汉的古风,从气格高古、慷慨多气一路衰到泥坑里,到现在不止八代了,已经是十八代之衰。所以我们从孔子开始观察,就会发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是一个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主题。

  二是,接着从孔子开始观察,孔子当时面临的困境是三代时期贵族文化的瓦解,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孔子说的礼是一种贵族文化,而且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比如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在当时是真事儿,诗的作用是在正式场合抒发个人志向的实用工具,也是批评时政的合法方式,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如果不会诗,就无法和别人交流,也无法知得失。但是这种彬彬有礼的社会制度随着各国战争的加剧最终被彻底废除了,包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体制也全部瓦解,结果就是贵族失去了生存空间,那么这套文化就被法家这种实用的学问代替了。与此相似的情况是,工业之后,农业社会瓦解,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混乱,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问题,其实本质上跟孔子面对的困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要寻找新的价值,也就是致力于文化的重建,比如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他们所做的工作。

  其实西学进来不是坏事,我读古代文论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华文明发展到晚清确实走进死胡同了,如果一个人能活两千年,一遍遍重复关于复古和立新的争论可能就疯了,就像恩格斯说的,得吸收野蛮文化作为新鲜血液才能活过来,这就像南北朝时期,在国家实力上北朝占据上风,但在文化实力上南朝更为出色,但南朝在社会制度方面打了死结,走不出贵族叛乱的循环,最终在历史出口上被北朝统一,但是从文化上讲,历史出口却在南朝这边,文化上北朝被南朝统一了,同时南朝文化本身也因为地理空间的展开而从局促变得更为开阔,有点南朝为体北朝为用的意思,晚清也是如此,国势衰败,气数已尽,西学的进入有助于中华文化重建,有助于找到新的阐释角度,老的阐释已经把文化资源用尽了,这点很像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对学问的影响和对人格的重塑。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西学有助于我们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也就是李零所说的中国被揍出来的现代化。重建与复兴就是要建立在这种新的阐释角度与新的社会转型基础上才能实现,孔子对文化的重建建立在贵族文化瓦解的基础上,我们对文化的重建同样也会是建立在上一代文化瓦解的基础上。

  语言的变化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明朝的口语跟现在已经差不多了,虽然现代汉语仿照西方语言归纳了语法,但本质上汉语和西语还是不同的系统,只要汉字不被废除这一点就不会变,这两种语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西语是一套形式语言,汉语是一套自然语言,所谓形式语言就是这种语言带有强烈的形式感,比如严谨的构词法和句法,汉语首先没有构词法,比如ing 形式、ed 形式、单复数等等,汉语是象形文字,这种文字最初是为了与天呼应而制造的,也就是天人对应,这就是我说汉语是自然语言的原因,汉语里经常体现出这种对应,比如天对地,乾对坤,比如近体诗中的对句,比如骈文,比如《易》里的象,都是这种思想,所以汉语这套体系是一套与天对话的体系,这个现实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西方产生了逻辑,也就是柏拉图的纯粹理念世界,这个世界与经验世界是分离的,柏拉图认为纯粹理性是通过逻辑独立运行的,而中国的学问里没有这个脱离经验世界独立运行的理念世界,这两种既定框架就决定了双方很难被彻底改变,我们可以学习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所有纯粹理性,然而一旦我们面对中国式的意境表达仍然会觉得亲近,我们还是喜欢这种回归,似乎这才是归宿,就像落叶归根一样,还是会有一种召唤,比如雪夜观明月,这句话用西语来说也许就是一句陈述,它可能不会有汉语这么多重的波澜一层一层推开,而当我们体会一句西语的雪夜观明月时,又多少会有一些中国式的领悟在发生作用,又如南方,南方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表达,我们还想知道那是谁的南方,是杜少陵的南方,柳河东的南方,李义山的南方,还是苏东坡的南方,南方属于诗人漫长的贬谪史,已经由无数诗歌化成一种意境,就说意境这个词,化自佛家,变成艺术术语后无需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小就能恰当地理解和交流。

  三是,文艺复兴从西方精密的语言里复活了欧洲,带来了工业,建立了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面对的困境与孔子是一样的,那么再谈天下首先就要在工业化的基准上展开,用工业社会的规则和平台整合天下,否则就真的天下无我了,就像孟子、荀子面对传统社会的瓦解以及其他学派的攻击展开辩论、改进儒学一样,不断回应,不断重新阐释,只有对外界的回应才能带来我们的进步,这种回应首先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工业强国。

  国朝对外一直在讲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其实质就是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轴,其他国家接在这个轴上一起旋转,这其实和赵汀阳说的漩涡理论差不多。全世界最不缺紧迫感、危机感、天下观的就是中国人,一旦有机会,按照历史规律,凡是中央政府控制力足够强的,三两代人足以重建,比如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现在看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当下所缺者就是文化上的整合和文化体系的重建,这其实最终会是一套伦理学,所以石景山人曾经说,中国的学问高级就在于它是一套伦理学,非常精辟,但是在很多场合,包括官方的宣传,完全没有这种深度的认识,他们把中华文明等同于民俗,给予尽情的低幼化、弱智化,现在就看谁能文起八代之衰了。

  我们现在不妨重提三代,最明确的一是重建伦理体系,包括伦理,制度伦理,当然这种重建可以通过西学进行重新阐释,第二就是重建美学,赵汀阳把中国作为宗教概念,以此解释国人对中国的信仰,这太狭隘了,任何信仰本质上都是一种审美,最最根本的是,中国是一套审美体系,中国本身是一个审美对象,包括它的伦理,重建这种审美能力是克己复礼、回到三代、文起八代、伟大复兴等等一切复兴理想的基石。我们把视野扩大一点,假如那个能活两千年的人,重复了一切中西古今之争,学习了人类的全部哲学,面对的依然还是要疯的问题,人心毕竟需要一个地方安顿,没有比雪夜观明月更好的地方。